我是個一條腸子通到底的人，不喜歡謊話（誰喜歡被騙？），也不太能說謊話（謊要說的理直氣壯不容易啊！），連善意的白色謊話都不愛（仍然是個騙吶～）。我喜歡知道事情的真相，討厭被矇在鼓裡，看不見事實，無知的幸福，對我而言，是很不幸的。
一般人都愛「真善美」的事物，這三字把「真」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說有了「真」再來談「善美」，所以偽善和假美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就不那麼善，也不那麼美了。像一個明明作惡多端的人，暗裡壞事作絕，明裡卻表現出個大好人的姿態，這種偽君子叫人作嘔；又像一個明明普通平凡的人，為了能在舞台上發光發亮，而斥資整型，這種人造美麗，仍是比不上天生麗質。
「真善美」是最高的價值標準，但單單先抽出「真」來討論時，問題就很複雜，相對於真的便是假的，真與假看起來是對立的，就像黑與白是站在對望的兩方。不過，真實的人生卻不是黑白分明，也不是非真即假，非假即真，人生裡有很多灰色地帶與模糊色彩，更多時候是沒有真假或不需要真假的。
通常脾性太直的人，在做人處事這門課上要花很多時間去學習，起初到處碰壁，諸事不順；再來，與君子不合（以為自己是君子的人脾氣都很硬）與小人結樑（檔人財路自詡正義，還能不得罪人嗎？），經四方摩擦後，終於八面玲瓏了，稜角漸漸圓柔，處事漸漸圓融，也紀也有一把了。
我在待人處事上，年輕時，因為太直接當然得罪不少人，稍微年長後，卻也沒有太精進。當八面玲瓏的人多累？我又沒要賺人錢財或與人消災，何苦陪盡笑臉，三思而後言。（工作上，認真負責是我的基本態度，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去經營職場的人際關係。）
沒有努力就沒有進步，學習如此，待人亦然。除非我特別注意著自己的言行，不然那個直話直說的直脾氣就跑出來了，接著就是事後的懊悔，道歉也不是不道歉也不是。
話說，研究進行得如火如荼的白熊想要知道他手上的一個新印古版本書籍原出處為何，該書是在2002年重出的，原為清代一個書籍收藏家的收藏書本，重印的書籍上特別註明，感謝「國立中央圖書館」惠借原書。不過，白熊在國家圖書館裡找不到那本書，於是和我討論這註明的真實性，我翻一翻書看到是二千年後才印製的，便建議打到出版社去問問。好啦，這種電話，通常由能「完全清楚無誤」表明自己意思的妻子代勞。
對方接電話的是個說著標準國語的女人，聽聲音差不多五十歲上下。我先表明是要寫論文的研究生，買了他們的書，看到了註明，卻在國圖找不到原書。對方：「書不見啦！那可能是圖書館把書給弄丟了。」這不是不可能，但很多抄本抄來寫去，有時胡亂添些話，也有可能。於是我揣測：「這會不會是當初為了好賣書加上去的？（我是徹底資本主義者的思考方式。）」我的推斷也不是沒根據，因為民間書籍的流傳，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特別在歷史研究上，托古改制，偽造文件的事曾出不窮。
對方光火了：「年輕人，我看妳太年輕了不了解，這種書根本賺不了錢，老人家若這麼寫，這就是事實。當初，老人家從大陸把書帶過來，我不知道這是來台後印的，還是在大陸就印了，若是當初就印的，那麼原書還在大陸。」我：「咦！大陸也有國立中央圖書館？」女人：「我不知道，妳去查查看！」我不死心，想和老先生請教一下：「請問老人家在嗎？」女人：「老人家不在了。」
我追問：「老人家叫自己『文山遯叟』那遯字怎麼唸？」女人：「妳怎麼不會！」我不服：「妳也不會唸嗎？」女人：「妳不會唸應該去查查字典！」我：「我不可能什麼字都認得。」女人停了一會：「嗯，這個字還真的有點難。」我忍住笑：「是啊，不簡單，不過我會去查一查。」
女人繼續教育我：「這種書籍沒賺頭，不過是老人家留下來的，我們就繼續經營……」她在叨叨絮絮中，我忽然明白了自己的唐突，這個女人不認識我，我也不認得她，打電話去，主要想知道原書的下落，卻因為自己心直口快，於是逼她在真假之間作個說明。她口裡的老人家，聽起來是個逃難的讀書人，有文化有見的，卻生不逢時，來到台灣經營著一家不怎麼賺錢的出版社，為的只是保存當初在中國帶出來的傳統文化。
我問：「老人家懂不懂功夫？」女人大概覺得我的問題太多了：「我建議妳去看看老人家寫的『道德經聖解』再說！」最後，我謝謝她，雖然她並不算回答了我的問題，但指引了幾個方向。
於是我開始查詢，結果發現大陸真的有一個中央圖書館，是國民政府的教育部1933年在南京成立的，1937年跟著政府遷到重慶，1946年又搬回南京，1948年時一部份跟著國民政府來台。1950時，該圖書館改名為南京圖書館，於是我在南京圖書館的藏書目錄裡發現有一本書，看起來非常像白熊在找的書，藏書地址：中國江蘇省南京市中山東路189號。
這樣的發現真的太有趣了，接著我又字典裡找到「遯」音義同「遁」，是八卦裡的一個卦象，意思在於「遠小人」，解為當小人勢力滋長時，君子應當遠去以避禍。這位「文山遯叟」應該是指在大時代裡，避到木柵文山附近的一老翁（又或大陸也有個文山？）。
想到自己毫無掩飾，直不溜丟的問話，為了一個真相，逼人家說實話，實在蠢到家。如果人家是確實為假，當然不可能承認；果然為真，對一個書香家庭，這是近乎污辱的問話。現在的讀書人比較不諱言金錢，從前的談書人談錢，那真是銅臭不堪。
在這個天氣冷冽極了的年關，我突然明白，中國語言在求「和氣圓融」下，游走在模糊曖昧之間，不是沒有道理的，這不是什麼大是大非的問題，是中國人裡子面子的問題，是人情事故的問題，而我不足的便是這應對進退與說話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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